张东荪说:“唯物辩证法是一个牵强附会,与混淆不清的东西。可以说是牛头不对马嘴。”他还说:辩证法的正反合,在科学上完全无用。“科学方法,自古以迄今为止,依然只是所谓的观察法、归纳法、测量法、化验法、统计法等,从来没有用过辩证法。”(关敏,2020)
辩证逻辑不符合同一律、排中律和不矛盾律,如果这三个规则是普遍适用的,那么辩证逻辑就无地自容了。所有的理论都是人的工具,人需要各种各样的工具,只要它有用,能带来效益就行。形式逻辑不仅有用,而且让自然科学兴旺发达。所以形式逻辑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,而且是一个伟大的工具。但不能因为形式逻辑伟大,就说所有的逻辑关系都必须符合形式逻辑。更不能盲目否定辩证逻辑。
关敏说,中国传统文化当中,注重辩证思维,缺少形式逻辑的思维习惯,所以腐朽落后。(关敏,2020)关敏把中国的落后完全归罪于辩证逻辑是没有道理的。文艺复兴后西方科学突飞猛进,中国越来越落后,这是事实。但这并不能说明辩证逻辑一定导致落后和腐朽,中国五千年的辉煌文明是不能否定的事实。黑格尔和古希腊哲学家都讲辩证逻辑,也没有拖累西方文明的发展。
另一个极端是对形式逻辑的盲目否定。黑格尔嘲笑形式逻辑说:“于是同一律便被表述为‘一切东西和它自身同一’;或‘甲是甲’。否定的说法:‘甲不能同时为甲与非甲’。这种命题并非真正的思维规律,而只是抽象理智的规律。这个命题的形式自身就陷于矛盾。因为一个命题总须得说出主词与谓词间的区别,然而这个命题就没有作到它的形式所要求于它的。” “如果人们说话都遵照这种自命为真理的规律,简直应说是可笑的。” “不要把同一单纯认作抽象的同一,认作排斥一切差别的同一。这是使得一切坏的哲学有别于那唯一值得称为哲学的哲学的关键。”(黑格尔,1980:248-249)黑格尔看到形式逻辑不客观,但他不懂得形式逻辑的价值。列宁在《哲学笔记》中几次摘录黑格尔对抽象和具体的同一的批评,表示赞同。艾思奇在《大众哲学》中直率地宣称:“我们早已宣布形式论理学的死刑”。“形式论理学的思想,虽然不能说不是思想,然而只算低级的思想;我们现在既已有了高级的动的逻辑,就用不着形式论理学。”(关敏,2020)
黑格尔看到具体的同一和抽象的同一的差别是非常重要的哲学发现。黑格尔的错误在于他忘记了抽象的同一不是形而上学的主张,而是多数自然科学理论的推理原则。他否定抽象的同一是在与所有的科学理论作对,不能说所有的科学理论都是笨拙可笑的。形式逻辑是对客观世界的歪曲,是人的有色眼镜,但科学研究离不开这个有色眼镜,所以我们必须同时接受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。对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盲目否定都是错误的。很多有用的东西都不是真实的,都是主观臆造的。例如各种概念、概率、可能性都是工具,形式逻辑也是工具。所以形式逻辑有价值,但形式逻辑的应用有条件和范围,出了范围就错了。
黑格尔的这种狭隘片面的观点曾经大肆泛滥,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。从1920年代开始,苏联出现了一股以辩证法的“a是a又是非a”否定形式逻辑的潮流。勒令大、中学校取消逻辑课,并把辩证法当作唯一科学的逻辑,讲辩证法一定要批形式逻辑。1930年代,苏联对德波林学派的政治打击导致了对形式逻辑的全盘否定。
一批受苏联影响极深的华人也于1920年代的后几年掀起对逻辑学的批判。批判虽然声势浩大,却未能撼动逻辑学在中国大、中学校课程中的地位。文革中,逻辑学再遭重创。据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倪鼎夫回忆:“逻辑科学是重灾区之一。逻辑研究机构和大学的逻辑教研室(组)被撤销了,学校里逻辑课取消了,专业队伍解散了。”(关敏,2020)这些教训值得记取。
关敏说:一群鸭子围攻“丑小鸭”;鸭子就是辩证法,“丑小鸭”就是形式逻辑,遭到了辩粉们的围攻,最后“丑小鸭”通过现代数理逻辑创造出计算机和互联网,彻底战胜了辩证法鸭子的围攻,形式逻辑终于成了人类精神文化领域的“白天鹅”!逻辑科学在20世纪中取得的成就,远远超过了以前两千多年的成果总和。(关敏,2020)
说形式逻辑通过数理逻辑创造了计算机和互联网,变成了白天鹅,这是对的,但这并不意味着形式逻辑就因此战胜了辩证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