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郭齐勇,2006:159.）

当时人认为雷击死人是因为他们有罪过，或表面善良，内心险恶。王充反驳说，那些干尽坏事的人为什么没有被雷劈呢？王充反对孔子说的“圣人生而知之”的说法：“所谓圣人，须学以圣。”王充用道家的自然元气说批判盛行一时的谶纬感应说：“天地合气，万物自生，犹夫妇合气，子自生矣。”王充指出在所有的物种之中，人是最高贵的，最有智慧的，但人类在本质上与其他自然之物相同，都是物，即使尊贵如王侯者，本性上仍然与一般物并无二致。

王充的自然元气论的关键是论证“天也是自然的”。他指出，元气的基本特性是自然，天地自身也是“含气之自然”。他详细论证了天地的自然性：“何以知天之自然也？以天无口目也。案有为者，口目之类也。口欲食而目欲视，有嗜欲于内，发之于外，口目求之，得以为利，欲之为也。今无口目之欲，于物无所求索，夫何为乎？” “使天气乎？气若云烟，云烟之属，安得口目？”

王充的这种思想很伟大。他明确指出天没有欲望，所以是自然的。也就是说天不是自主的。现在有人竟然还在散布万物有灵论，是明显的倒退。天的“施气自然”的结果是万物自己产生，而不是天令万物产生。这样，就从源头上切断了天干预人事的可能性。王充的这个观点可说是惊天地，泣鬼神。这相当于尼采说的“上帝已死”，而王充比尼采早一千八百多年。王充的唯物主义不同于早期古希腊的唯物主义，古希腊的唯物主义者并没有明确地批判宗教。王充在宗教盛行的年代说天是自然的，这种颠覆的力量和反思的深度是早期朴素唯物主义不具备的。“子不语怪、力、乱、神”，孔子对它们“敬而远之”，但没有否定它们的存在。

人不能只知道务实，还需要务虚。但务虚要有限度，要把神话和理论区分开。理论是具有异己性的虚，有价值的虚，不是随意的，需要接受实践检验。神话没有异己性，是随意的。理论可以指导实践，神话不能指导实践。哲学与宗教有本质的不同。哲学和科学所说的道、理、关系等抽象事物都是死的东西，不是活的。宗教所说的怪、力、乱、神都是活的东西。死的东西是简单的，活的东西是复杂的。哲学的理性主要表现在用简单的共性和规律解释世界，有利于指导实践。宗教用复杂的东西解释世界，是非理性的，必须用奥卡姆剃刀剃掉。

王充把自然规律作为支配万物的力量，反对把天地的意志作为支配力量。这是对于道和理的理性解读，比朱熹、二程等人对理的理解深刻得多。老子说：“道法自然”，老子的自然观是朴素的唯物主义，他的理论与宗教不同，但他并没有批判宗教。后来道和自然都被神话了，变成了拥有自由意志的神。王充力挽狂澜，让自然的含义重新归入理性。而且，老子并没有明确说天地到底有没有意志。老子说：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苟，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苟。”似乎天地是有意志的，只是不仁而已。“道法自然”的意思似乎是说自然没有意志，而道有意志。王充明确说天道的运行是自然无为的。

王充哲学最有价值的地方，在于它体现了一种尊重实践，倡导实证，破除偶像，挑战流俗的科学精神。王充是一个思想上的豪杰，他嫉恶如仇，但没有把自己的血性放在逞强斗狠上，而是化作挑战世俗的勇气、机智和豪情。他不满于当时学者的故弄玄虚和不求甚解，决心将那些似是而非的公论、定说洗汰一遍，要用实践和实证而非成见和妄语来重新确定它们的真伪。王充的哲学中洋溢着当时极为罕见的科学精神。

当然王充的理论不够彻底。例如，王充认为人的命运是先天注定的，分为正命、随命和遭命。类似孔子的上智、中人和下愚。王充还认为从骨相和星位可知人的命运。这些神秘主义思想偏离了他崇尚的科学精神。（郭齐勇,2006:159.）

4.理性信仰与宗教并存

宗教信仰有很多功能，有些功能是哲学和科学不具备的。例如，用来世幸福来减轻对死亡的恐惧和安慰死者的家属。但宗教信仰的其他功能大多可以被哲学和科学代替。宗教信仰有利有弊，理性信仰也是有利有弊。你在相信理性信仰的同时也可以信仰宗教，但是你必须了解信仰宗教的利弊。这样如果有一天宗教发生危机或你对宗教产生怀疑的时候，不会过于迷茫。理性信仰的作用不一定是消灭宗教，而是让每个人能够做出理智的选择。

费耶阿本德说“怎么都行”，对宗教、神话等非理性学说要包容。西方人说“人类需要上帝”，美国总统宣誓就职的时候要把手放在圣经上。中国人说：“不可不信，不可全信。”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都应该有一个理性的基础，就是实用主义的价值观，以个人主义、人本主义和进化主义作为最终的价值标准和真理的标准。有用就是真理，信是因为有用，不信是因为没用。我们今天看到科学能带来这么多福利，所以应该相信科学。确实有些东西科学解释不了，人们只能从宗教中获得心理安慰。所以不可不信，不可全信。有病先去医院，实在治不了，再去拜神。多数人都是临时抱佛脚，好在佛很宽容，可以立地成佛。

当然总的说来，科学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，我们还是应该相信科学，树立科学的信仰。我们理解别人对宗教的信仰，但我们自己尽可能不信宗教。